现代城市设计引入中国三十多年中的不足

　　吕斌¹、崔愷²、袁牧³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系主任 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心主任²、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³

　　吕斌：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因为世界上建筑师具有建筑意匠或建筑设计的自由，而为了形成城市空间的景观秩序和特色风貌则需要城市设计。我认为多年来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城市设计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如果说大家觉得还有一些不满意之处，我认为可能是某些场合的“场所性”或“场所精神”还不够，造成了所谓“千城一面”，或者是建筑或城市虽然规划设计建设得很宏伟，但是空间缺乏“活力”，缺乏“以人为本”。

　　我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城市设计常常过于“模式化”，缺乏对场所的深入分析和研究，缺乏对人的行为诉求的深入了解，或者说“不沾地气”。著名的城市设计大师凯文·林奇对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的伟大贡献，除了提出了空间识别的“五个基本要素”，他还特别强调必须通过社会调查，在了解和把握不同年龄、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对空间认知偏好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和归纳，提炼出具有共识性的城市设计“关键对象要素”。这是我们城市设计师必须遵从的法则。

　　此外，我认为我们当前的城市设计遇到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是如何应对城市老城区有机更新，或可持续再生过程的城市设计。这类城市设计能否有效不是简单的空间形态设计，更不是一个“蓝图设计”的问题，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社区营造过程的设计，它涉及到多元相关主体的参与体制和机制、资金支持的模式和机制，还有关系到空间活力形成和历史文脉传承的场所设计（Place Making）的问题，即必须有“社区设计”的视角。这样的城市设计绝不是“另类的城市设计”，这也是“落地的”、“可实操的”城市设计必须遵从的法则。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城市设计的“地方性”。我们如果要制定行业的城市设计导则和细则，我希望能为全国不同区域添加符合自己地域自然和人文条件与特征的城市设计条款留出较多的空间。

　　崔愷：

　　如果说走的弯路是什么，我有时候会经常想到“尺度”。以往我们做城市设计实际上有点像做城市规划，为了打造一个城市整体的大尺度的特色，不知道着重点在哪儿，最后也实现不了。

　　我认为无论我们到国外经典的城市去体验，还是在国内城市当中喜欢的一些小街小巷，给你喜欢记忆的东西都是小尺度的，所以我个人建议城市设计应该从小尺度入手，从步行空间入手，从人们能识别的场所入手。如果一个城市有很多让你值得记忆的一点点空间，你都会觉得这个城市有特色。所以我认为“尺度”很重要。

　　袁牧：

　　过去有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一直会沿着曲折的道路奔向一个光明的目标。城市设计没有走过一条路真是直达目标的，我们在后续对于城市设计再进一步考量当中，可以从中去寻求一点经验或者是教训。

　　所有的城市设计理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是在不断地变化，不是提出一个理论就一成不变。从上世纪初到现在城市设计实际上已经从过去单纯的设计发展到对城市肌理、生活和人社会行为的研究，然后向政策化的方向发展，最后变成一个公共政策。

　　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城市设计怎么做，是不是还做每个空间的城市设计。大城市最需要做的是从发现城市的特质、文化特征、城市固有和历史所形成的肌理，以及它对未来所能产生的影响，从而形成一条城市发展的价值体系。这个体系最终会变成一个大家能够认知并且能够贯彻下去的一个政策，而不是挂在墙上的一张画，大家觉得好看我就做下去，这个政策变成大家思维里面固有的东西，在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发展成为一系列美好的理念，这个理念可能最终会成为城市设计，尤其是大城市设计最核心的东西，同时它也一定是非常地方性的，因为它就是这个城市的老百姓、城市的建设者、城市的政策执行者，以及城市的管理者，共有的思维和共有的价值观。

　　不管我们怎么走弯路、怎么走错路，最终可能还会学着找出一些最本质、最根本的东西走下去，这样不管在别的地方怎么走错，它都离不了根才对。

　　（文章来源：清华同衡科研与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