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对城市建筑变革的思考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东南大学教授

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王建国

古往今来的城市建设中，规划和建筑设计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各类自然灾害引发的对城市的破坏的考虑和应对。

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认为城镇建造要选取“健康的营造地点，地势应较高，无风，不受雾气侵扰，朝向应不冷不热温度适中”。城市和建筑在历史上的重要发展进步中，防灾能力和水准的提升都是最主要动因之一。每一次重大传染性疾病疫情都给建筑学和规划设计带来新的挑战，以及相应的理念、方法和规范标准的更新和完善的机会。1478年，鼠疫侵袭意大利米兰并直接造成22000人死亡（当时米兰城市总人口约15万）。其后，达芬奇开始对卫生学和城镇规划发生兴趣，并用草图和文字注解做出了沿河岸建设的理想城市规划。这个规划不再以大教堂和宫殿为中心，而是将米兰分成十个新城，每个新城有5000幢房屋，最多容纳30000人居住。其实这就是通过城市组团分区的方式，减少疫情传播的规划理念。1665年6—12月的伦敦地区鼠疫夺去了90000人的生命，紧接着1666年伦敦大火又使80000人无家可归，但正是这二次灾难导致雷恩（Wren）的伦敦重建规划方案，规划中用“宽阔的街道和富裕的空间取代了拥挤的建筑和弯曲的小道”（曾经的瘟疫和火灾蔓延的温床）。现代城市规划及设计除了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因外，从一开始就与公共卫生和环境健康密切相关，极度的密集拥挤、缺乏必要卫生设施、健康知识缺乏是欧洲工业城市人居环境恶劣的主要原因。1854年伦敦霍乱流行最主要原因就是饮用水被粪便污染后的传染，还有一些疫情与飞沫人传人传染有关，如1910—1911年的中国东北“肺鼠疫”。现代城市后来普遍采用功能分区、“阳光、空气、绿化”主导的规划设计其中重要催化因素就是如何营造一个健康的人居环境。中国现在已经有明确的“健康城市”学科领域。国家也已经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并发布了《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指导意见》，同时确定了38个健康城市的试点建设。

与洪涝、台风等多见的自然灾害相比，此次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类似地震突如其来，没有预警、缺乏预测。但与地震不同的是，病毒传染致病的疫情是跟人（载体）走的，它没有明确的物理空间边界限定，这次恰逢春运，加之人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因而出现了一个由局部到整体、从点到线、再到面的传播扩散。如此严重的疫情除了迫在眉睫的防护救治问题，也给现代城市设计带来了值得反思的一些问题。我对城市公共卫生领域了解有限，只从本专业角度谈一点粗浅认识：

1、移动互联网和万物互联的“算法时代”正在到来，电商平台、移动支付、快递业和区块链技术正在迅猛发展，这一时代的重要标志是移动IP和万物互联的区块链（IoT, Blockchain）的“可回溯性”和“可识别性”。现代城市不可能回避建筑高密度和人口高流动，城市的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也必须做出针对性的科学合理对策。除应制定取缔野生动物非法捕猎、运输、加工、宰杀和交易等的铁腕治理措施，还应该未雨绸缪，今后逐渐改用电商平台和超市保鲜销售方式彻底取代活体生鲜食品的直销。如果我们借助区块链技术全面改造和提升食品的生产供应链，整个商品的生产、处理、运输和作为商品销售全过程做到防伪溯源、“白箱化”和信任的“集体维护”，并通过能够做到“数据溯源”的手机移动支付等非现金方式，加之未来大概率将呈现的“个体泛在的数字城市”的扁平化和去中心性的社会组织和空间结构，针对突发性疫情就有了较为全面的科学认知，我们再将健康城市和健康建筑规范要求落实到城市和建筑设计中，城市便获得了某种韧性（Resilience），预防、应对和治理此类疫情灾害应该就有更大的胜算。

2、关于老城区、城中村、传统民居聚落和各类尚存公共卫生欠缺的街路系统适应性优化，上下水系统、通风条件、卫生设施、应对突发性灾害的必要空间场所的建设必须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这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理念中针对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和性能提升的最重要的合理内核，我们应该争取的是历史乡愁传承与现代健康城镇建设的双赢，而不是二元论的非此即彼。同时参照早年的英国经验，应该制定更加详细的环境卫生法规。

3、在今天的大数据背景下，建筑和规划专业人员除可研制各种大数据驱动的单项指标性的“数字地图”（如特定来源、特定行为、特定人员区域迁移IP分布等），也可以协助政府和医学研究相关部门绘制武汉新冠疫情“医学地理学”地图，协助完善病源、活体、活动、物质空间载体乃至行政区划和传染途径的相关性的科学认知，类似1854年伦敦霍乱时John Snow医生所做的工作，以帮助改善未来的城乡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规范的修改完善乃至局部更新，避免具有高概率致灾因素和可能的城市功能布局和载体环境产生。

4、再次重新梳理各类建筑设计和建设规范。根据间接了解的此次疫情，应该特别注意健康安全敏感度高、使用人员高密集并可能长时间滞留的公共建筑及环境的疫情安全“体检”和“诊断”，如自由贸易市场类建筑、各类观演和楼宇办公建筑、高密度居住社区等，特别是公共卫生条件、废弃物和环境污染的建筑处理对策等，权衡好短期成本和长期受益的关系，为未来建筑设计规范的修改完善乃至更新提供参考，从物质载体优化的角度帮助应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城市突发灾害“黑天鹅”事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规划和建筑领域能够做的不是医学、生物学、气候学、生态学等领域的工作，而是环境载体对人类聚居卫生设施和条件完善的科学认知和建设规范。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在今天都已经有了成体系的环境卫生和健康相关的规范和标准。通常，对于大概率、周期性可能发生的灾害类型，如洪涝、风灾乃至地震等、城乡建设制定标准和规范目标相对明确，目前也设定了不同等级的设防标准，如按照城市的规模和重要性有百年一遇、50一遇和20年一遇等不同的防洪标准。抗震也有类似的分级标准。但总的来讲，制定防灾标准还是应该基于灾害发生的概率与止损代价的均衡，一个城市发展总是一个多目标优化和综合兼顾的整体。对于特定的小概率发生却会产生大概率负面作用和影响的疫情，未来的规划和设计需要从专业的视角做出科学的认知、研判和预警。我们的相关专业技术规范最应该做的是研究制定兼顾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提升、社会活力充沛、舒适美观宜人的综合性防灾规范和建设标准。历史上可能对阻止和延缓流行性传染病的建设性措施和规范主要包括城乡的上下水系统（雨污分流）、与日照健康有关的住宅间距，与通风朝向有关的城市和建筑群布局等，今天又有了绿色建筑、生态城市、健康城市等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这些内容显然并不只是针对特定传染病传播。所以，未来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规范的修订、更新和完善应该是多目标优化的工作，希望SARS、MERS、埃博拉、新冠病毒等的病原学、流行传播路径和病理学研究成果能够运用在这项工作中，但绝不是只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单打一修订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