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设计的“本土性”

　　施卫良¹、袁牧²、吕斌³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¹、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²、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系主任³

      施卫良：

　　我觉得对从事规划的人来讲，价值观里面带来的历史和文化所赋予的地域特征，或者是空间特征，都应该是在“本土性”里面体现的。

　　在当今，大家追求形式美的城市设计，更应该注重这种内在的价值观和“本土性”。管子的“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是一个自然的理念，反而我们现在有一些生硬的、从形式的角度来做城市设计的方式，是不是就有点偏离了“本土性”的要求？从价值观的角度、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体现“本土性”，我觉得恰恰应该是规划师、建筑师所要追求的，而不单单说是追求形式的美，追求轴线、广场，而忽视了我们内在的价值。

　　袁牧：

　　所有的城市设计必须是本土的，没有什么本土性的问题。

　　过去我们说城市设计在中国分成两种，一种是规划师的城市设计，另一种是建筑师的城市设计。但事实上，现在回过头来看城市，我们会发现真正跟城市的地理关联度最高的，其实是建筑师做的设计。他们的思考方法、对于城市设计的理解跟规划师很不一样。因此，“本土性”或者说我们考虑本土的人和本土的地域空间时，建筑师做得更好。

　　城市设计从根本上来说是三个维度的研究，这三个维度跟规划也很接近：

　　? 空间维度，空间上怎么做设计和空间的处理。

　　? 时间维度，就是历史的、现在的、未来的。

　　? 价值观维度，也是规划和建筑一直讲得不太清楚的维度。价值观维度有时候超越时间、空间维度之上，有时候又存在时间、空间维度之中，而这个维度恰恰决定了一个城市如何要实现它的地方性和地域性，是最需要坚持的事情。

　　习总书记在视察北京规划时谈到一张蓝图的问题，一张蓝图到底是什么，是一个真正的蓝图吗？它肯定不是一个具体的图纸，最后落到实处、放到一个城市能够几十年、上百年不变的东西一定是这个城市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不变的，而其他的，空间、时间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动。所以，地域性最根本的内核在于地域对于城市发展的价值观，这是城市设计基本的灵魂。

　　一个城市的基因其实就是地域价值的灵魂，而这个价值灵魂从根本上决定了城市设计不可能是非地域性的，它一定是地域性的。

　　吕斌：

　　我觉得城市设计的总体目标还是为了提升空间的品质，使它形成一个有特色的风貌。我们在做建筑设计或者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时常常提到“场所性”，这可能是更具体地理解“本土性”的重要核心点。

　　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工业设计是不一样的。城市设计最重要的是关系设计，还包括时间的设计。所谓“本土性”，也就是“场所性”应涉及两个维度：一个是涉及空间关系的协调性，如：建筑与地形地貌等环境、建筑与建筑或设施、建筑与人的活动等的相互关系、其他历史；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价值观，这涉及到是否能以人为本，是否尊重历史文脉、包括对已经形成的存量历史建筑空间的慎重态度。我曾用“情感价值”解读“乡愁”的经济学内涵，或者更通俗地解读“乡愁”包含了可谓“无价”的归属感价值。所以，我认为评价城市设计绩效的重要测度之一为对象空间是否能满足人的行为诉求，是否具有归属感，即能成为具有情感价值的集体记忆。我认为这是我们城市设计师当下需要挑战的。

　　评价城市设计空间的视角，除了要有美学的考量之外，最重要的是空间要有活力，符合人的行为需求。比如像成都市的老城区，大家都喜欢。其实成都的老城区并没有很多所谓华丽、时尚、超人尺度的公共空间，但是成都老城区有宜人的空间尺度、浓厚的地域文化、智慧的市井活力，充满了魅力，所以不仅成都市民，几乎所有的国内外来访客，大家都喜欢成都老城区。

　　关于老城区城市设计的技术框架，应包括两大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依据我国现行法定规划，尤其是按控规的相关要求做物质空间的设计；第二个环节基于社区营造的社区设计，这种社区设计又包括三个板块：一是社区营造参与主体合作机制的设计；二是资金筹措机制的设计；三是社区场所的设计。

　　上面提到了须依据控规开展城市设计，这本没有错，然而我和清华同衡的袁牧院长有非常强的一个共识，即按照现行控规编制方法得到的控规，是抹平城市设计“场所性”或“本土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实国外的Zoning也有这样的负面效果，因此作为法定城市规划的控规或Zoning被认为出现了“结构性疲劳”，我认为正确的城市设计应该从关注对建筑形制的规制转向对“关系”的设计。

　　（文章来源：清华同衡科研与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