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东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1. 城市的复杂性与阶段性是城市设计实践的前提

　　城市设计是一种智慧，不完全是纯空间技术工作。这种智慧凝结了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经济到规划技术手段等等，呈现出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一群人的共同意志。从封建皇权直至资本时代，城市设计一定反映出有那个时期人们共同的价值取向。

　　伴随人的“高密度”所带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求，城市设计呈现出多元价值取向的要求。

　　在一个高密度的城市里，高密度的建筑反映了人需求的高密度，从最基本的生存、经济、秩序直至权利。这些需求叠加反映为城市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

　　我们国家各个地方的城市，有高密度的大都会，有雄心勃勃准备的新城，有刚刚起步的小城镇，甚至现在还是农田或者乡村，但它们都是城市。这些处于不同阶段的城市广义的构成了中国城市的一种复杂性。

　　深圳也是基于早期粗框架的城市安排发展起来的。86总规跟最新版的2010总规呈现出的土地使用状态大结构一致，但这种粗线条大结构在今天已演变出复杂的使用状态，更多的因素在影响这个城市往前更持续的发展，这其实是两个深圳的两种需求状态。

　　城市发展阶段导致的需求可能性，至少以几何级增长或者更复杂的网络关系在递进。我们为很多小城镇做规划，它要招商引资，它需要工业化，它有非常现实的问题要解决。规划工作者大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决策者着急，他要发展城市，老百姓着急，他们等着就业。没有人尝试理解复杂的城市逻辑，他们对城市设计的认识与要求也非常简单，也许就是效果图。但是，城市设计工作必须回应这些“简单”问题，帮助这些发展初期的小城镇解决问题。

　　城市的发展阶段，从新城至大都会，形成一个发展维度；人的需求从经济到权利，形成另一个维度；两者交汇为一个城市与人的需求矩阵，城市设计实践就是在这么一个矩阵中展开的。城市设计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高度的灵活性应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问题以及多元复杂的人的需求。

　　我们每天都面对着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我们经常会拿出高大上的城市设计，系统非常全面、非常面向未来，但是在一个小城镇里做城市设计，它的建设刚刚起步，它的首要任务可能是发展经济，还不需要那么多的要素控制，而我们把时间都花在未来的复杂要素上，做很多无效的城市设计，摆在会议室里挂一挂。我们要想办法解决现实的、城市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城市设计需求。

　　2. 多元的中国城市设计价值实践

　　在中国城市的背景下，通过这30年的实践，城市设计的手段从浅层的空间蓝图进化到了深层次的城市治理。从中国的城市发展、建设和规划管理复杂的运作系统看，我认为城市设计是一种思维逻辑、技术工具或手段，并非一种专门的规划，它贯穿城市规划始终。城市设计在中国正呈现出缤纷、灵活的机制。国家高度重视城市设计，要能够鼓励城市设计的多种可能，避免一刀切。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城市设计局面活跃，发展出了更加一种灵活的工作机制。

　　我将围绕发展阶段、使用需求、表达形式和作用价值这四个比较重要的城市要素，来适当的进行一些解析。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空间管理工具，这是我们很多大中城市现在都在实践的。比如控规里怎么把城市设计内容纳入进去，怎么做城市导则，怎么系统控制城市的空间秩序等等；还有一种是像上海、深圳这种特大都市，非常先锋意识的城市，开始出现城市公共治理的情形，这和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关。

　　3. 城市设计在中国的实践认识

　　城市设计是面向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由政府与市民注入共同价值取向的公共治理手段；

　　需要高度关注城市与人的复杂性需求，其中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是普遍存在于中国城市的另一种“复杂性”。中国有数不清的小城镇，他们的发展阶段不同，他们的需求不同，我们该怎么去回应？我们不能忽视它们，落后的地方更需要提供良好的城市设计，要以更加灵活方式应对这种城市设计需求；

　　准确识别城市发展阶段是提供有效城市设计策略的前提。如果小城市也当大都市来设计，一定会失败的；中国的城市设计没有高技派和低技派的区别，要适应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这是最要紧的。

　　伴随城市复杂性的逐步呈现，从空间蓝图到公共治理的城市设计演进，将会是我们面对未来城市设计需求重要的实践路径。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