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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迪 / 中国式风貌管控

中国式风貌管控

刘迪

 

1、实践:风貌管控的困与惑

感性管控的科学性不足。一方面,当前风貌规划编制技术本身科学性不足,容易遭到开发商的质疑。尤其体现在城市地块高度控制赋值时,由于影响地块开发的因素极其复杂,规划师不可能全面掌握。于是,编制中往往会主观按照地租理论从中心向外围梯级高度递减的方式对地块赋值,这种方法说到底既是一种经验性判断,又是一种无奈之举。因此,难免会遭遇在后续开发中对高度控制科学性的质疑:为什么控高是n米,而不是n+1米或n+2米。而当面对这种问题,规划师在技术上又很难给出一个科学有力的论据。

理性管控的严谨性不足。另一方面,以多源理性的数据方法来控制的城市风貌也会遭遇“数字打架”的尴尬。如某市的规划统一管理技术规定表中,就存在数据双限打架的现象:即依照规定中的高度上限值开发,与其对应的地块容积率的上限值却无法达到。而且,这种现象在各地的实践中普遍存在,规划编制者和管理者普遍缺少对技术标准的数学合理性的考证。

2、反思:风貌管控的表与里

风貌管控是制度问题还是技术问题?从上文分析看,风貌管控的压力似乎主要来自于技术上的不够科学,造成了对风貌的“议价空间”,导致风貌失控。因此,笔者在《安吉县城总体城市设计》实践中曾设计了如下实验:即通过现代计算机超算技术,对风貌控制做“精算”,实现科学精确制导的地块控制,进而探讨我国城市风貌的顽症能否在技术途径上治愈的方法。

具体内容为:在技术层面,规划通过把城市和自然山水的高度数据带入计算机,让计算机来求值。然后通过编程写算法、拟合,最后得出计算精准的高度控制图。不难发现,以往这个过程是复杂科学,人脑凭经验很难说清楚。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科学计算的结果,风貌管控是不是就有保证了呢?

但现实情况仍超出设想:与安吉县城总设编制手法类似的桂林城市高度控制在管理实践中,其城市高度控制在极具精准度和科学性的情况下,其城市风貌仍然存在前文中的问题。这说明我国风貌问题的普遍性,极有可能是由国家一系列城建制度所决定的,风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对风貌控制要素本身是否足够精准或开发商有无人文情怀,而是一种制度使然。

地块指标式的管理能管好城市风貌吗?比较一下就能发现。在风貌管理上,我国风貌管控是通过管地块来管风貌,而国外很多城市的风貌管控是直接管地块内的建筑。所以,在我国城市开发几乎都是大地块开发的情况下(国外私有制地块切分往往很小),与其对应的风貌控制也是整地块控高。因此,难以回避的问题即实际控制指标很可能控制不住实际建设的高度组合。所以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经常会看到出现合法的高低配小区或高低配组团,造成对整个风貌区的干扰。

所以,为了管住这一问题,地方规划局就要不停地在政策上打补丁。如某城市地铁站前地块,因其地块开发采用高低配模式(符合地块风貌控制要求),竟导致在地铁站前区出现了别墅。为此,当地规划局在后续出让的地块规划条件中明确规定:新建住宅小区既要控高也要限低。这一现象的本质就是整地块控高方法的缺陷,换句话说,整地块控高想要同时引导其风貌“不出格”就需要不停地在政策上打各种补丁。

而在日本,城市住宅开发都是私有小地块上的居民自建房(日语中称之为“一户建”)。所以,日本的城市高度管控实际上是管至私人地块的。但具体控制办法却相对简单:只控制一个容积率的指标。由于地块面积足够小,所以按照规定要求的容积率,建出来的住宅高度基本都能保证在2-3层,城市风貌管控虽从小入手,但却收到了面的效果。这种情况极其类似于我国的乡村地区。所以,现阶段我国很多建筑师提出乡建(喜欢到乡村做小住宅设计),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种模式却是城市里我们居住小区建设方式所做不到的。

另一个例子,为什么说以建筑为对象的风貌管理方式往往比较有效。日本的建筑基准法里有一条叫不得改变老建筑的原有风貌。如下图就是日本城市风貌管理的执法过程图(户主改变了老建筑的外观,被政府要求恢复建筑原貌)。所以,现在日本的街头我们经常能够见到长得古代面孔的新房子,就是因为上述这条规定(修缮但不能改建),因此这些街道的风貌能够做到传承延续和新老融合。

从这个角度看,巴黎十九世纪奥斯曼的城市美化运动与我国当今大力推进的城市双修别无二致。同样是通过对一栋栋建筑的改造(而非地块)而形成了今日的风貌。

与这种模式相匹配,针对单体建筑的风貌管控还催生了国外早已普及的独立建筑师制度。所以,当行走在当今中国城市大街上看到遍地开花的房产中介门店的时候,在日本的城市街道上却是很多为住宅提供整修服务的独立建筑师门店(日语中称“工务店”,即承接私人住宅设计和施工的小型建筑设计公司),而这些工务店又恰恰是当地城市风貌管控规则的精通掌握者,从而保证了住宅设计在源头上与风貌管控的衔接(而非我国模式中开发商在拿地后对风貌控制要求的突破和质疑)。所以,城建模式的不同导致了这种城市风貌、业态分工、行为自觉方式上的巨大差异。

而且,放眼世界来看,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是采用类似我国统规、统建的方式来解决国民的住房问题的,全球90%的国家都是采用类似日本一户建的私人住宅解决方案。在这一城建制度下,市民是拥有一定的城市建设权的,风貌管理和人对城市的感受是一致的。某种程度上看,厦门曾厝垵就是这种模式的变体(按户自改)。

街区式的风貌在我国能实现吗?毋庸置疑,高层住宅林立对城市风貌的冲击是致命的。而我国之所以提倡开发高层住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国家人口众多,为了节约土地,所以要建高层住宅。但是这种根深蒂固在我们脑中的逻辑到底成不成立呢?人多地少就一定要多建高层住宅吗?

做一个对比就能发现,就城市化地区来说,日韩的人口密度比我国还要大,但日韩却采用的是低层小住宅的方式来解决本国国民的住房问题,而不是我国的高层住宅模式。

而且,即便我国以如此力度来拉升城市高度进而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的情况下,北京、上海等市区的平均容积率竟然比东京市区的平均容积率还要低。也就是说,像日本这样采用低层住房解决方案的国家,在土地的利用效率上并不比我国多层和高层小区模式要低多少。

同时,由于日照间距在我国是建设强制性条例。导致住宅小区必然都是“排排坐、向前看”。所以,中国的住宅小区几乎都是按照日照规划出来的,而不是设计出来的。容积率和日照一定,小区的高度空间布局和风貌基本就锁死了。

所以,能看得出来,我国住宅使用的舒适性(强制保证的阳光权),实际上是以城市风貌为代价的。日照间距产生的副作用就是城市风貌的千篇一律。所以,客观制度上我国不太可能做到如欧洲国家那样的街区式风貌(没法利用东西向)。

因此,体现在城市肌理上,中外城市的肌理差异非常大。也因此导致我国的城市肌理都比较易读(以日照为依据判断建筑功能类型)。

而且,如果延伸去看,城建制度和风貌的这种关联,不会因为民族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最好的案例如东西柏林。东柏林的城市风貌和我国城市类似,而西柏林却都是欧洲小住宅的风貌特征。因此,风貌的核心在于城建制度,而且不以民族和文化为转移。

千城一面是风貌问题吗?千城一面到底是不是风貌问题?业内常常把千城一面归结为城市病,是城市特色不足的表现。据某媒体统计,我国600多个大中小城市中,200多个城市都存在千城一面的问题。但实际情况是否如媒体报道的一样呢。如果从大历史观的视角看,不难发现我国的城市建设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间。而在这段时间里,从建筑建造的技术到建筑材料的变化都非常之小。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内建设的城市,其风貌理所当然会比较像,因为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审美上基本都差不多。

即使发达如美国,其城市也仍难以摆脱这一规律,其城市千城一面也非常普遍。如图中不同城市的街道照片,两侧建筑风貌几乎难以区分。其原因就是这些美国城市的开发建设基本也是集中在同一时期(19世纪后半叶)。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人们到了平遥或丽江这样的城市时。能明显感觉到城市鲜明的特色。因为这些城市的建设具有历史时差,当时的建造技术和美学价值与现在的差距很大。

所以,距离产生美,时空差就是城市特色。因此,千城一面并不是一个风貌问题,而是一个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短期城市发展规律。从大历史角度看,城市建设的时空差有了,城市特色也就有了。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