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空间发展理论的互动和发展视角下，对空间的研究目标由封闭的空间形态类型研究转向“空间—自然—人文”的互动影响模式研究，弥补了形态类型研究的理论局限性，并且从结构主义主张的统一性、普适性的抽象城市原型和形态类型研究中走出来，去分析具体的空间，实现了从普适性到在地性的方向性转变。

1 空间基因概念

在此分析框架下，研究团队针对中国各地域近百个城市进行了20余年的持续研究，发现了城市空间在互动与发展中存在的“空间基因”现象。空间基因是指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互动中，形成的一些独特的、相对稳定的空间组合模式，它既是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长期互动契合与演化的产物，承载着不同地域特有的信息，形成城市特色的标识，又起着维护三者和谐关系的作用。

“基因”的概念来源于生物学，是指生物体遗传的基本单位。生物基因一方面是生物演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同时又储存着生命的孕育、生长、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可以通过复制精确并稳定地实现生物学性状的遗传。而城市空间的某些构成要素，如轴线、滨水空间、街道、院落等，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区，有着不同的结构、肌理、序列特点。这些特征性的空间组合模式一方面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体现了与当地自然环境和睦相处的关系，适应了当地人文活动的特点；另一方面，对于继续维护与保持这些关系和特点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类比于生物基因影响生物体的性状，空间基因影响着城市的形态演化和发展。

2 空间基因举例

2.1 不同文化的中西“轴线基因”

中西方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互动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轴线基因，在区位、层次、体系、朝向、虚实、主次、功能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对西方而言，“大多数城市轴线采用的是多向放射延伸、以开放空间作为枢纽并联轴线两旁建筑的组织方式”。受到“辨方正位”“择中立宫”“尊上”等礼制思想的影响，中国城市传统轴线所采用的是一种显著不同于西方传统轴线的空间布置方式。以明清北京为例，它将居于城市中央、正南北向的线型空间与大尺度的紫禁城建筑群结合，北收南放，层层递进。培根(E Bacon)在谈及华盛顿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的差异时写道，“如果一个人站在华盛顿纪念碑脚下，美国首都两条主要轴线的交叉点上，他只要绕基座移动，只不过几英尺，就能领悟纪念碑式的华盛顿的全部要素。在北京除非通过2英里通道的空间移动，否则就无法领悟它的设计”。这些差异，来自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世界观、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同时，其固化的空间组织方式也已经形成了各自文化的重要特征。这样，为了达成一定的城市文化目的，就可以选择采用相应的轴线基因进行相应的空间导控。例如，雄安新区需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体现华北平原的城市特点，就需要通过强调正交体系、序列组织等华北平原的轴线基因进行空间形态导控。课题组已将相关的成果应用于已批复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中。

2.2 不同地域环境的“城水关系基因”

再如常见的城水关系，通过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地域城市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形成了基于不同空间要素排列秩序的城水关系基因。太湖流域水网密布，水位相对恒定，水乡聚落主要以河、街、宅等元素形成密切的组合序列，水系网络与街道网络相结合，具备生活、公共活动、物流、农业灌溉等多种功能[23]。武陵山区聚落地势起伏、土地资源稀缺，主要以溪、田、宅、山等元素形成组合序列，常通过干栏式建筑的架空来适应坡度变化，水系在其中主要承担灌溉作用，并兼具一些物流功能。华北平原淀区聚落处于大、小水面的共同影响之中，主要以淀、河、坡、台、宅等元素形成组合序列，考虑防洪需求，常通过“蓄、疏、固、垫、架”等手段对地形进行改造利用。

每一种不同的城水关系基因都是人们长期空间组织经验的积淀，也成了当地的文化标识之一。如果将某种“理想”模式盲目推广到其他地区，可能就会带来自然生态的破坏、地域文化的混淆和城市安全的隐患。例如，在雄安新区的建设中，就不能采用江南水乡的空间组织方式，形成所谓的华北水城，这样的方式将会导致严重的水资源浪费和洪涝问题。《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中体现出来的“平原低地系统+高台组团”的空间模式则是对当地城水关系基因及其背后空间发展规律的尊重。

（文章来源：《城市规划》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