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与事件共舞——形势比人强

尹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一、发展为核心的工业文明走向了发展与保护兼顾的生态文明。中共中央出台的几乎所有文件，溯源都可以溯到十八大，就是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回过头看，为什么近一两年才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形势比人强，那时虽然叫出来了，但国际格局没有条件和压力。国内格局发展依然强劲，谁都活得比昨天更好，没有人有生存性的危机，大家不太在意这件事，认为惯性的道路只不过是换贴牌而已。真正感受到时代变迁的压力，其实不过就是近一、两年的事。正是在近一、两年中，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东西才开始高强度的细化和高强度的落地化。既然是生态文明，我们要不要做全覆盖型的规划？当然要。但是用我们的传统思路做全覆盖型的规划，管天、地、海洋，用管城市开发的方式管好山水、林田、湖草，这是特别傻的想法。要知道人家怎么管农地、林地、自然保护资源？其科学性、科学背景、算法，这比空间规划师不知道好多少倍。找植物学家和自然地理的学家，看人家怎样精细化地管理资源。很多单位开始介入海洋规划，陆地的方式到海洋打网格进行海洋经济的开发强度研究，你们知道海里有什么吗？知道那里洋流和物种的基本分布吗？工作范围的拓展，绝不意味着简单的传统规划逻辑思维的拓展。生态资源的保护与管理方面，大量的资源清单一直在发挥很好的作用，关键是怎么把它纳入到一套平台系统里。自然资源的资产评价，在全球早出现非常通用的实践，不需要以发展管制的角度重新审视很多问题。

二、中国进入不得不正视保护产权制度的时代。这次暴露出知识产权的问题，前两年暴露出基本的财产权力保障问题。私营企业主跑路不是因为营利能力下降跑，而是因为没有财产安全。财产安全问题里很大的问题是没有不动产的财产安全，浮财没事的，现在带一张银行卡或者发键盘指令就可以带走，带不走的损失最大的是不动产。我们必须进入以不动产为核心的资产精准界定和精准化管理时代，这是过去城市规划很少涉及的。画建筑施工图，建筑师一条线，工人流多少汗。图纸上改图斑，可能业主损失几百万，甚至是上亿的资产。这些问题过去从来没有仔细地思考判断过。

三、一个需要加强人民幸福感与获得感的时代，就是普惠的时代，一个都不能少的时代。讲不充分和不均衡也好，说白了就是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共同的幸福感建立。从少数精英获益到贫富差距拉大，从东中西差距的拉大，再到现在南北差距的拉大。经历过很长市场经济的磨合和追随以后，美国和欧洲爆发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也在中国日益加剧。不要指望着互联网经济可以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它只能加剧贫富差距的问题。

四、治理现代化，人治到法治是现代国家必然坚定走的方向，也是十九大后反复强调的方向。什么是治理的现代化和治理的法制化？我们叫城市规划是公共政策，叫了很多年。到目前为止，传统的城市规划并不是有效的公共政策工具。传统的土地利用规划，也不存在所谓的公共政策的工具。当然也有一些熟悉的领域，如高质量发展，大家一听就高兴，因为与建造质量有关系，也与工程设施的系统有关系。大家认为这是将来重点着力的点，但这只是高质量发展的技术层面很小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的高质量发展，其实还涵盖了价值观的转变，资产问题，人民权益等深度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实现，只是物质空间的建造标准提升，我也不知道未来干的是什么，干的可能是温室里的花朵还可能是玻璃翡翠，看不到经济动荡的风雨，也见不得社会动荡的风雨。

近几年体系经济有很大的进步，但中国长期存在的城市、乡村中小民安身立命及多样性相关的自然经济的发展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昨天学生答辩讲了北京旧城改造，我搞不清楚，同一个店面的经营者兴高采烈地坐在门前，如果按照建筑师的角度环境很舒服。另外的照片是改造以后的景象，老板愁眉苦脸地坐着。仿佛应该后面一张照片是改造前的，前面是改造后的吧，我们现在往相反的方向走。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我仍然坚定地想，任何一个变革是由大时代的需求推动和促进的。既然离不开这一基本的常识性判断，未来的城市规划在几方面需要更加敞开胸怀完成一系列跨行业的组合、跨学科的组合。

未来规划进程中，空间不再是抽象的功能图斑和技术图斑，产权制度应当是一切资源管理最核心的东西。小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国家，私企也好，国企也好，责权利分明才能建章立制。土地为载体的空间资源，应当是最大的资产。如果它的产权边界不清晰，责权利不清晰，那所有规划等于沙滩上建房子，地基不存在。未来从大到小的规划，带有明确的产权信息是一项基准性的工作。过去讲谁管目标，谁管指标，谁管坐标，谁最牛气，这是在特定的发展时期。下一步最牛的是谁管地籍，谁管地权，这才是一系列发展与保护规划最基本的载体，也是空间规划信息化平台最核心的内容。而不是简单地说把两维变三维，三维以后还带渲染，最后把信息变得多么可视化、大片化。地籍管理是一切地权管理的基础，地权管理是未来用途管理的基础。如果这些不存在，所有的管控及由此引发的权责利之间的纠纷，仍然会长期地持续下去，最终带来资产体系的不稳定。

规划是一种权力，全球均如此。至于说是一种简单的统治权力，还是统治权加交易权的规范，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尝试，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国体和政体不同导致平衡点不同。所有利用好规则这个工具在任何国家都有底线，政府不是全能型政府，管制也不是全覆盖型管制。集中优势资源办好政府应该干的事，我认为，政府应该干好两件事，一是公共物品的供给（和相应空间资源的分配）；二是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模式，做好半公共物品的提供，这是政府的底线，也是权力生长的边界。什么时候权力之手可以在这里做事情，城市发展得好一点，活力强点。什么时候手伸得长了，发展速度会维持，活力大幅度下降。在未来的空间资源分配的秩序中，政府应该做未来美好城乡的脊梁与核心架构。大家谈到公共服务短缺及区域性的短缺，最核心的是政府失职和缺位，并不是由市场造成。未来的土地市场是不是还像现在这样死死的按在政府的手上操控？当年设计我国土地制度的时候，除了一级市场以外，是留了向二级和三级市场的接口的。从多年的实践看，真正可以从这里获取最大利益的是一级市场的交易，二、三级市场喝汤都困难。这样的体制会不会抑制活力？我们在注视自上而下的统治权、传导型行政权力日益强制化的时候，要不要为二、三级市场的交易行为留下更多的空间，为发展权益的交易及一系列的契约的形成留下更多的空间，同样是新的空间规划应该做深度思考的东西。

我们是在一个大的时代变革中做我们有限学科和有限行业的变革，如果你的变革是关起门，沉迷于技术演习型和逻辑推演型的变革，那这场变革注定没有前途。只有开放胸怀，开放知识体系，拥抱更多的学科，拥抱更多的行业，拥抱更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治理领域，拥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组织架构，才能让变革搞出真学问，形成真理论。

（文章来源：清华同衡规划播报）